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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南朝经济发展历史介绍

时间:2023-11-02 12: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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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朝经济发展历史介绍

南朝的经济状况 东汉时期,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,孙吴建国时,又有些进展。西晋末大乱,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,其中士族只是少数,极大多数还是劳动民众。他们带着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到南方,在南方原有的生产基础上,加入新力量,因而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。东晋末和梁末两次祸乱以外,南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,这也是生产力得以逐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依据下列事例,可以说明南朝发展中的经济状况。

人口增加 长江流域向来人口稀少,最大的荆、扬二州,当西晋武帝太康全盛时,荆州有三十五万户,扬州有三十一万户。西晋惠帝割扬州七郡荆州三郡置江州,又割荆州三郡属梁州。西晋怀帝又割荆州五郡置湘州。荆州所属二十二郡割去了一半,但多数户口仍在荆州所属襄阳江陵及江州所属武昌一带地区。东晋时,北方流人大量南来,主要侨寓在荆扬二州。宋孝武帝时,荆、江、扬三州户口占江南全户口的半数。所谓三州,实际仍是太康时的荆扬二州(江州本是荆扬二州的一部分,荆州割归梁州湘州的八郡,不是户口稠密地区),假如北方流人户口和东晋以来荆江扬三州一百三十余年繁殖的户口,总数相当于荆州割去的八郡户口数,那末,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仍应有六七十万户,全江南应有一百二三十万户(不包括豪强藏匿的户口)。但四六四年(宋孝武帝大明八年)的户口数,全国只有九十万六千余户、四百六十八万余口。当时江南以外,尚有徐、南兖、兖、豫、青、冀、司、雍、梁、秦等州以及益州全部,全国实际户口,决不能只有此数。陈朝国土最小,陈宣帝时有户六十万,隋灭陈,得陈户五十万,男女口二百万。二八○年,西晋灭吴,得吴户五十二万,男女口二百三十万。陈朝地比吴国略小,陈亡时户口也略少,自吴亡至陈亡,中间经过三百余年,户口似乎一点变动也没有,显然是不合实际的。东晋和南朝的户口数过度不合实际,原因主要在于士族享有特权。东晋元帝依靠士族立国,法禁宽弛,列入《百家谱》的士族固然特权最大,不入谱的北来士族以及东南原有的士族,也各享特权。这种特权之一是“挟藏户口,以为私附”,即并若干户为一户,士族出名作户主。户主势力愈大,所附私户数也愈多。东晋时山遐作余姚令,到县八十日,即查出私附一万余人。县中豪强,群起攻击,山遐要求朝廷再留二十天,追查私附,朝廷不许,免山遐官。会稽郡所属共十县,人口约三十五万(这是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数,东晋时人口也许较少),假如平均每县人口为三万五千,余姚一县私附竟多至万余人。余姚不是士族聚居地,豪强藏户已如此众多,其他郡县可以类推。

侨郡县并无一定境界,朝廷不问侨寓士族所占田亩数,当然不征租税和徭役,岁月积久,兼并愈甚,土断与侨寓两种主张成为政治上严重的斗争。所谓土断,就是主张把侨郡县士民作为土著,民众向朝廷纳租税服徭役,不再让士族独占这些利益。所谓侨寓,就是主张维持士族在侨郡县里一向独占的利益。土断对朝廷有利,凡有可能代替东晋自立朝廷的人都主张土断。三六四年(东晋哀帝兴宁二年),桓温实行土断,制定严法禁止挟藏户口,并在全国大查户口,普禁藏户,彭城王司马玄藏匿五户,被桓温惩罚,朝廷因此收入大增。桓温失败后,土断制废弃不行。四一三年(东晋安帝义熙九年)刘裕又实行土断,省去不少侨郡县。宋孝武帝时,雍州刺史王玄谟请在雍州实行土断,宋孝武帝下诏并省雍州所属三郡十六县为一郡。宋完成了土断制,但士族制度既然存在,就无法变革挟藏户口的积弊。

齐高帝新建齐朝,想整顿黄籍。黄籍是普通民众的户口簿,是朝廷征取租税徭役的根据。黄籍向来是一个大弊窦,官吏受富民(非士族的地主和富农、商贾,商贾不一定要入仕,但可得士人免税的利益)贿赂,给纳贿者或注军功,军功户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冒;或出钱一万余,伪造祖先爵位,就可以称士族;或因秃发,假托僧人;或迁徙无定,不立户名;或户存而黄籍不载,或人在而注已死亡,如此种种,弊端极多。免役免税的户口愈增,贫苦民众的负担也愈重。齐高帝设专官检查黄籍。齐武帝继续检查,罚纳贿改籍人到边地充戍役。四八五年,富阳(浙江富阳县)妖人唐寓之作乱,三吴纳贿改籍人来投奔的多至三万。齐武帝派兵进击,斩唐寓之。这次作乱,是富民反抗检查黄籍,畏罚叛变,根本不是农民起义。唐寓之虽然失败,纳贿改籍人的反抗依然强烈。四九○年,齐武帝不得不取消检查,承认宋代黄籍上一切弊端完全合法有效。

梁武帝不敢再检查黄籍,却想从整理士籍入手,依据东晋贾弼之所作《士族谱》,宋刘湛所作《百姓谱》,设立谱局,改定《百家谱》,凡八十卷,东南士族另立一部,不在百家之内。梁武帝能定百家士族和东南士族的谱系,但不能防止富民的继续纳贿改黄籍,结果只能是百家土族、东南士族和富民冒名的士族并存,各按自己的势力去剥削劳动民众。梁郭祖深说,民众为避免重役,或自断手足,或投靠士族作附隶,称为属名。梁朝的属名,就是东晋的私附,足见豪强挟藏户口,一向保持不变。

自桓温首创土断制,至梁武帝定《百家谱》,都说明士族与朝廷争夺民户,朝廷并不能改变这个形势。因此,长江流域人口实际是增加了,在偶存的几个户口数字上却看不出人口的增加。

农业前进 江南地势卑湿,人口稀少,农民向来用火耕水耨法从事生产。所谓火耕水耨,就是烧去田里杂草,灌水种稻,草和稻并生,高七八寸,一并割去,再放水灌田,草死稻长。这样简单的耕种法,生产量自然很低微。西晋武帝时,杜预奏称东南水灾特别严重,原因在于火耕水耨必须高地蓄水,多筑陂堰,每遇水雨,堤坏泛滥,低田损毁,延及陆田。过去东南地旷人稀,不妨用这个旧法,现在户口日增,村舍相接,田地高低不一,每岁陂堰放水,为害实多。请令地方官决去曹魏以来新造诸陂堰,修缮汉朝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,借免水灾。晋武帝听从杜预的建议。魏吴对立,魏在边境上造陂堰,不顾吴境受灾害,西晋统一后,旧边境上人为的水灾可以减轻,至于火耕水耨的逐渐改革,主要由于户口日增,村舍相接,不得不改进耕作技术,以免水火的灾害。在人力薄弱的地区,自然还会保持着落后的旧耕种法。

扬(包括东扬州——会稽郡)、荆(包括雍州——襄阳和江州)二州,人口较多,农业也最发达。依据史书所记的一些材料,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兴修了不少水利。例如东晋时,曲阿(江苏丹阳县)立新丰堰,溉田八百余顷,乌程(浙江吴兴县)筑荻塘,溉田千顷,勾章(浙江慈谿县西)修复汉时旧堰,溉田二百余顷。宋齐梁相继修复芍陂(在安徽寿县南)堰堤,溉田万顷。宋时修复汉六门堰(河南邓县西),溉田三万顷。江南多湖沼,泄水可变成湖田。宋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,又求始宁(浙江上虞县西南)休崲湖(崲音皇huáng)作湖田。宋孔灵符奏请迁徙山阴县(浙江绍兴县)贫民到余姚(浙江余姚县)、鄮(音贸mào浙江鄞县东)、鄞(浙江鄞县)三县开垦湖田。作堰溉田和泄水成田,都是显示农业在发展中。用粪作肥料,不见记载,宋武帝功臣广陵人到彦之微时以挑粪为业,挑粪很可能用作肥料,因为荆扬等地,火耕水耨法已不能继续行施,必须采用施肥法。《史记·吴世家》记吴楚两国边邑妇女争桑树,引起战争(前五一八年),足见远在春秋时期,南方丝织业已很普遍,东晋以来,愈益发达。耕织都前进,树立了社会财富的基础。

手工业发展 南朝在手工业方面,有三个重要的进步,一个是炼钢术,一个是造纸术,一个是制瓷术。

炼钢术——人类使用铁的发展过程,按照炼铁技术的限制,形成熟铁、生铁、钢铁三个阶段。首先得到的只能是熟铁,因为当时的技术(主要是风箱),还不能熔化铁矿石。熟铁缺乏炭素,性柔软,不能制造需要有相当硬度的工具,作用远不及青铜器,也不及石器。技术前进一步,能够熔化铁矿石,这就得到了生铁。生铁含炭素过多,性硬而脆,耐磨性较高,可以铸造农具,但还不能制造武器。熟铁比生铁难熔化,用炼生铁的方法(熔铁炉中铁矿石与木炭混合在一起)来炼熟铁,因风箱通风力量不够强,熟铁不曾熔化,却在高温下吸收了百分之零点二五至百分之一点七的炭素,这就成为渗炭钢。再加以淬、锻等工,挤出铁中所含熔渣(杂质),就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。有了这种钢铁,才能代替青铜在武器上的地位。中国古代炼铁技术的发展是迅速而卓越的,远在春秋前期,已经能够熔炼生铁,铸造农具和大鼎。按照铁的发展次序,春秋前期既有生铁,春秋以前应早有熟铁,只是缺乏硬度,不能用来作重要的生产工具。春秋后期,《吴越春秋》所记干将莫邪夫妇剪爪发投入炼铁炉因而制成宝剑的故事,暗示冶炼家开始摸索出渗炭钢的制炼法。战国时有钢,不仅可从文字记载上推知,并已有实物发现。到西汉武帝时,钢铁武器完全代替了青铜武器。炼成渗炭钢是伟大的成就,中国取得这个成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早。不过,渗炭钢要制为纯钢,必须锻炼百来次,费人工太多,而且愈锻炼愈柔软,不适宜于战时的实用。曹操曾制百辟(避)刀五把,是百炼的宝刀,他说,我的儿子里有不好武而好文学的,每人给一把。足见百炼的钢刀,是不能上战场的。锻炼较少的钢制武器,又可能因熔渣和含炭量多了些,容易折断。要刚柔得中,生产较易,就得在制炼法上再前进一步。这一步在南朝时期实现了。

《重修政和证类本草》铁精条下引陶隐居(陶弘景)说“钢铁是杂炼生(生铁)鍒(音柔róu熟铁)作刀镰者”。杂炼生鍒法后世一直保持着。在近代炼钢法应用以前,它是一种进步的技术。《天工开物》里说这种炼法是熔铁炉中生铁和熟铁混合在一起,火力到时,生铁熔化,包裹和渗入熟铁,生铁多余的炭素被缺少炭素的熟铁所吸收,也排挤出一些熟铁所含的熔渣,生熟铁都成为钢铁。取出加锻,再炼再锻,反复数次,就成质量较纯的钢铁。这种炼法,费功较少,产量较多,既可制刀剑,又可制农用的镰(能制镰刀,价不会太高),对发展生产力是一个贡献。陶弘景一生历宋齐梁三朝(四五六年——五三六年),所说杂炼生鍒法的应用,当与他同时或在以前。吴越在春秋时期最先发明渗炭钢,有冶炼技术的传统。齐时上虞人谢平创制刚(钢)朴,号称中国绝手。刚朴不知是何物,按朴原意为树皮,刚朴可能是指生铁熔液包裹熟铁(象树皮包裹树干)而同成钢铁,如果是这样,那末,谢平就是杂炼生鍒法的发明人了。南朝著名制造兵器的冶所是在会稽郡所属的剡县(浙江嵊县)三白山,看来会稽郡冶炼技术较高,谢平是尤高的冶炼家。东晋初年,会稽郡民众避重役,从海道逃到广州,刺史邓嶽大开鼓铸,好些非汉族居民因此知造兵器。可见会稽一向是南方冶炼技术较高的地方。

扬州在南朝,是鼓铸的重要地,建康有左右二冶,尚方(皇室工业)有东西二冶,工人多用囚徒。铁的产量多,梁铸铁钱,堆积如丘山,市上交易,用车载钱。梁武帝用铁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,足见南朝铁产量是丰富的。梁武帝曾令尚方造刀剑,装饰极精巧。尚方有横法钢,仍是百炼的柔钢,技术可能比旧的百炼法有些改进。

造纸术——西汉时已有纸,经东汉蔡伦改良,纸的功用大进一步。至东汉末建安时,左伯改良造纸法,纸的功用又前进一步。左伯是东莱(山东黄县)人,东莱一带成为造好纸的重要地。陈朝徐陵《玉台新咏序》里说“五色花笺,河北、胶东之纸”,梁元帝《咏纸诗》“皎白犹霜雪,方正若布棋”,足见南北朝时,美色纸出在北方,南方造纸术也有很大的进步。剡溪(在浙江四明山区)一带四五百里盛产藤,取藤皮造纸,质地极佳,余杭(浙江余杭县)由拳村也出好藤纸。唐时书家以用藤纸相夸。制造藤纸开始在东晋时。范宁令属官说,“土纸不可以作文书,皆令用藤角纸”。藤角纸即藤纸。东晋末,桓玄选二王(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)写在帛上和纸上的字迹,各装成一帙,常置手边。南朝书家写字多用麻纸,麻纸别称布纸,就是用破旧麻布制造的纸。麻纸可供二王写字,精美可以想见。王羲之曾一次赠送谢安纸九万张,当是这种麻纸。在纸上涂黄色防蠹药物称为黄纸。当时好纸已能大量生产,因之桓玄下令废竹简,用黄纸代竹简。隋灭陈,获得大量陈朝藏书。这些书籍多是陈宣帝时用纸抄写。纸到南朝完全代替了竹帛的地位,是和造纸技术的发展相适应的。

制瓷术——实物证明,商和西周的带釉硬陶器,可说是最原始的瓷器。两汉瓷器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状态,但制作技术继续在提高。三国西晋制瓷术又有进境,脱离原始状态转入成熟的初期。西晋文士作赋,茶、酒和瓷器联系起来,说明瓷器已是日常生活的用具。现在发见的瓷器,三国以迄南北朝都是青瓷,出土地点遍及南北。不过,制瓷术最高的地方还是在会稽郡。据现有的发掘资料,孙吴西晋,会稽制瓷业已渐发达。东晋和南朝将近三百年,会稽遭受战乱较少,是一个士族聚居地。士人享乐生活里饮茶也是享乐的一种,讲究茶具,对制瓷技术起着推动作用。茶具以外,日常生活用具及特制殉葬的明器,种类也很多,越窑和各地窑业成为一种重要的手工业。到唐朝,越窑声名更大,陆羽《茶经》说,“瓷碗,越州上,……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,殊为不然。邢瓷类银,越瓷类玉,邢不如越一也;邢瓷类雪,越瓷类冰,邢不如越二也;邢瓷白而茶色丹,越瓷青而茶色绿,邢不如越三也”。照陆羽的比较,越窑所制茶具是最好的。陆龟蒙赞美越瓷诗,有“九秋风露越窑开,夺得千峰翠色来”句,大抵青瓷的制作,越窑确已达到最高境。唐时越瓷无疑是东晋南朝时越瓷的继续发展。

商业通畅 东晋和南朝时期,长江流域经济开始发展,以皇室和百家士族为首的统治阶级,在这个经济基础上过着奢侈腐朽生活。一般他说来,统治阶级用政治势力从农民手工业者搜刮得钱,通过商业用钱取得各种消费品,消费品的大部分是由农民手工业者生产出来的(小部分是奴婢、罪徒等人的无偿生产),通过商业,农民手工业者得以收回一部分钱来进行再生产。因之,社会经济在政治较好、剥削较轻、商业通畅的情况下,可以有缓慢的进展;在政治苛暴,但商业仍能流通的情况下,也还不至于全部窒息;只有遭受破坏性特别强烈的战争,商业完全停顿的时候,社会经济才呈现崩溃现象。梁末侯景大乱,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,其余大体上属于前两种情况,也就是长江流域经济上升的趋向,其中商业起着一定的流转作用。

建康是最大的商业城市。城中有四个市,又秦淮河北岸有大市,还有小市十余所。建康以外,京口、山阴(会稽郡治)、寿阳、襄阳、江陵、成都、广州等地也是商业城市。史称建康“小人率多商贩,君子资于官禄,市廛列肆,埒(音劣liè相等)于二京(长安、洛阳)”。商业主要为官人供给消费品,所有商业城市都是和建康一样。齐朝暴君东昏侯,极其淫侈,妃妾服装,都选用最珍贵的材料,向商市购买金宝,付钱比普通价高数倍。他宁愿用其他方法去搜括民间钱物,却不敢不付给商人所索的高价,这说明官和商相互依存,谁也缺少不了谁。

士人向来有免税权,因之士人多兼营商业。东晋王彪之整顿商市令里说,近查山阴市多有不法商人,或随地开设店肆,或隐漏估税,假冒豪强的名号,拥有贸易的厚利,凌践无势力的平民,独占居要害的地点。其他城市,情形大致相同。这里所说不法商人,或者就是兼营商业的士人,或者是和士人勾结、仗势横行的奸商,普通商人是不敢这样做的。又如东晋谢安有一个同乡罢官从广州回建康,带来蒲葵扇五万把。谢安取一把自用,建康人争出高价买蒲葵扇,这个同乡获利数倍。宋孔道成从会稽来建康,带货船十余艘,满载绵绢纸席等物。梁武帝弟萧宏,贮藏布绢丝绵漆蜜纻(细麻)蜡等杂货数十屋。萧宏在建康有数十处商邸,招待各路商客,廉价买进客货,贮藏起来,待价出售。萧宏又用高利贷的方法,吞并别人的田、宅、邸、店,建康和三吴不少人因此丧失产业。士人和贵族经商求富是普遍的,不过,对整个商业说来,主要经营者仍是社会地位卑微的商贩。

南朝重要产盐地,在江南是吴郡海盐县(浙江海盐县),在江北是南兖州盐城县(江苏盐城县)。海盐县海边有大片盐田。盐城县有盐亭(制盐场所)一百二十三所,公私商运,每年常有船千艘往来。经营盐业的自然是豪强,其中有商人也有士人。

军人(小军官,凡小军官都是素族,士人不作小军官)也是一向享有免税权,军事重镇寿阳、襄阳,与北方有商业上往来,在这里军官可以贩运求富。

南朝和海南诸国通商,主要是经由广州南海郡的番禺(广州市),交州的龙编、西卷。自宋朝开始,有林邑、扶南(柬埔寨)以至天竺、师子国等十余国与南朝通商,梁时商业尤盛。输入货物多是象牙、犀角、珠玑、琉璃、吉贝(又写作古贝、木棉布)、香料等,中国输出货物多是绫绢丝锦等。《宋书·夷蛮传论》里说外国珍货,为富贵人所喜爱,所以“舟舶继路,商(商人)使(使官)交属(往来)”。梁时,外国商船有时一年到来十几批。当时北魏贵族已经腐化,也需要南货(南海货)供消费,梁就多输入南货在边镇与魏互市,交换北方产品。做交广二州官,很快就致巨富。宋时垣闳作交州刺史,任满回来,带资财值钱一万万。凡作广州刺史,无不暴富,俗话有“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,便得三千万(钱)”的说法。从官吏贪污的钱数来看,当时中外交易的货物,数量并不小。

南方水上交通便利,也是商业发达的一个原因。东晋安帝时,建康一次风灾,毁坏官商船多至一万艘。此后官商船当愈来愈多。孙吴时,海上大船长二十余丈,可载六七百人,装万斛重的货物。梁时,大船可载二万斛。南朝造船技术比孙吴有很大的进步。由于人口增加,有较充足的劳动力用以开发农业,手工业商业也随着发展起来,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一个时期里,长江流域起了很大的变化。司马迁在《货殖列传》里描写西汉时长江流域的经济状况说,江南卑湿,人多夭死。地广人稀,生活依靠稻米鱼羹。种稻用火耕水耨法,懒散成俗,缺乏积蓄,少有冻饿的穷人,也少有千金的富家。经过东汉和孙吴,经济逐渐上升,到东晋南朝时,长江流域成为富饶的地区。沈约《宋书·孔季恭等传论》里说,江南地广,田亩肥沃,民众勤于本业(耕织),一郡丰收,可供数郡食用。会稽滨海傍湖,良田有数十万顷,上等田地,一亩值一金,北方上等田地还比不上它。荆州扬州盛产鱼盐木材、丝绵布帛,运销四方,满足天下人的需要。看司马迁和沈约的两种描写,显然,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面貌大不同于西汉时期了。

劳动民众改造长江流域的面貌,使它从贫困进入富饶,但富饶的享受者当然是那些剥削者,沈约所说良田,主要是为士族文武官员所占有,满足天下人的需要也只是满足剥削者的需要,劳动民众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,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。下面简单地分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大类。

皇帝——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,主要是用沉重的租税、徭役及铸劣质钱来实行苛暴的剥削。

劳动民众为维护偏安的汉族政权,负担着过重的租税。东晋初年,承用西晋户调法,晋成帝改为按田亩实数收租制,平均每亩取十分之一,税米三斗,称为度田收租制。这是对地主不利的制度,地主拒交租米,积欠至五十余万斛。晋哀帝减田租,亩收二斗。晋孝武帝再对地主让步,废度田收租制,改定王公以下,丁男(十六岁称全丁,十三岁称半丁)每口税三斛。这一改变,对非地主的民众是极大的不利,为和缓反对,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税。过了六年,增税米为每口五石,服徭役人免口税的制度,不久也就无形取消了。贫民与王公平等纳税,负担不平等到什么程度!宋齐梁陈,口税有增无减。口税以外,又课丁男布绢各二丈,丝三两,绵八两,禄绢八尺,禄绵三两(禄绢禄绵供官禄)。害民尤甚的还有苛税多种,其中有所谓资税(财产税)。晋刘超做句容县官,以前县官亲到四乡估评百姓家产,刘超但作大函送各村,教百姓自写家产数目投函中,写讫送还县官。百姓依实投报,课税收入,超过往年。收资税不扰民的官只有刘超一人,可见其余都是扰民官。宋时资税,民家桑长一尺,田增一亩,屋上加瓦,都得抽税。因此,人民不敢种树垦地,屋破不敢涂泥。齐萧子良说当时官吏苛敛,民间桑树房屋都评价抽税,往往斩树发瓦,折钱充数。梁郭祖深说,官吏迫胁良善,比豺狼还要凶恶。齐时征塘丁税,萧子良上表称,浙东五郡,塘511丁税每人一千文,贫民典卖妻子,不能足数,仍多积欠。这些苛杂税制,迫使民众加速地失业破产,沦落到佃客奴婢的地位。

从东晋到梁陈,有所谓估税,是抽百分之四的商业税。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,有文券的大买卖每一万钱抽税钱四百,卖方出三百,买方出一百,称为输估。不立文券的小交易,随物价百分抽四,称为散估。估税以外,还有过路杂税。如建康西有石头津,东有方山津,各设津主一人,贼曹(检查员)一人,直水(水上检查)五人,检查违禁品、来历不明人以及柴炭鱼苇等物。大小各津并十分税一。士人经商免税,商人纳百分之四的税,小贩过津口纳百分之十的税,朝廷设估税的理由是“人竞商贩,不为田业,故使均输(纳税),欲为惩励”,实际却是励士人惩商人,励商人惩小贩。

西汉以来,通行五铢钱。孙权在江东铸大钱,一个当五铢钱五百,又铸当一千的大钱。东晋时沈充私家铸小钱,市上与孙权钱并用。宋铸钱极劣,一千钱长不满三寸,称为鹅眼钱。比鹅眼钱更劣的钱,称为綖(音延yán)环钱,入水不沉,随手破碎,商贾不敢行用。后来禁用鹅眼、綖环等钱,专用古钱(五铢)。古钱多被奸人剪凿破损,公家收税,必须圆大,人民纳两钱代一钱,或加七百买好钱一千,负担严重,因此犯罪受刑,冤苦无告。梁铸钱多种,轻重不一,币制纷乱,后废铜钱改铸铁钱,纷乱更甚。陈废铁钱,改铸五铢钱,一钱当鹅眼十钱。又铸六铢钱,一当五铢十,行用不便,人民愁怨。南朝钱法紊乱,轻重屡变,主要是造轻钱取利。齐武帝时孔觊指出铸轻钱的原因是由于朝廷“惜铜爱工”。所谓惜铜,就是用少量的铜铸多数的钱;所谓爱工,就是粗制滥造,不管质量的恶劣,归根是朝廷利用劣钱来夺取民众的财物。

繁重的徭役对农业生产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力。东晋范宁说:“古代役民,一年不过三天,今世役民,几乎一年不得三天的休息。”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,人丁服军役三中取二。远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,仍须充杂役。梁郭祖深说,人民充军役身死,有的主将给死者妄加叛亡恶名,死无对证,按叛亡惩罚,全家同村,悉遭破坏。人民被迫或自斩手足,避免重役,或投靠士族做附隶,称为属名。这是因为士族有免役特权,附属在士族户下,为户主服役,比服官役要好一些。梁武帝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,足见妇女也不能免役。只看这些事例,再看范宁说的那句话,可以想见东晋南朝徭役害民的严重。

上述各种苛暴的剥削,都是以皇帝的名义,通过全部官吏来进行,所有劳动民众都得接受这种剥削。皇帝以外,还有两种主要剥削者,一种是从来就有的地主,一种是齐梁新起的僧尼。

地主——东晋南朝是少数大地主的政权,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。晋刁协家有田一万顷。谢混家有田业十余处。宋沈庆之家财累万金,有产业在娄湖(在江苏昆山县),指地告人说,钱都在这里。孔灵符产业殷富,有墅(庄园)在永兴(浙江萧山县),周围三十三里,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,又有果园九处。当时大族,都拥有广大土地,这些只是偶见的例证。

他们土地的获得,有所谓赐田,如王导有赐田八十余顷在钟山(南京城东北)西。有所谓求田,如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,始宁休崲湖,决水为田。有所谓悬券,如萧宏放高利贷,借钱给人,文契上预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,到期不还,驱逐业主,收归己有。更强暴的方法是霸占山泽。如刁协家专擅京口山泽,蠹害贫民。齐萧子良在宣城(安徽宣城县)、临城(安徽青阳县)、定陵(青阳县东北)三县封闭山泽数百里,禁民樵采。山林湖泽被势家占有,百姓误入捕鱼,罚布十匹,汲取饮水,刈割柴草,都有罚禁。甚至有些统治者也感到横暴太甚,民愤难抑,在法律上规定霸占山泽的禁律,事实上禁律依然是一些空文。

势家大族拥有部曲,作为私有的武力。部曲本是大地主胁迫本族贫人、佃户及附近农民组成的私人军队。大地主作将帅时,部曲当作亲兵随从出战,在平时,用部曲压迫民众,霸占山泽田宅。部曲有部曲将,这一种人是大地主的爪牙,是附属于大地主的一种剥削者。

南朝士族又拥有称为门生的一种人。晋陶潜有脚病,使一门生与二儿舁篮舆。陶潜是贫士,还有一个门生为他服役。宋徐湛之有门生千余人,都是三吴富家子弟,衣服鲜丽,随从徐湛之出入。谢灵运有门生数百人。齐刘瓛每出游,一门生持胡床随行。门生对主人似乎有些象亲随人的身分。梁顾协标榜廉洁,有门生新来投靠,不敢献厚礼,只献钱二千文,顾协发怒,赐杖二十。姚察有门生送南布(木棉布)一端,花綀(音束 shù葛类)一匹,姚察厉声驱出。顾协姚察不收礼物,算是例外,其余当是以收门生礼物为敛财的一个方法。东晋南朝最重门第,凡不入士流的微族,即使豪富,不敢僭士族,也不敢希望获取高的官位,可是出钱买做门生以后,得服事贵人,自觉身分提高。贵人出仕,更得随从到任,分润赃物。例如益州历任刺史,莫不大事聚敛,多至万金,随从宾僚,都是京城穷子,出去做郡县官,尽量贪污致富。刘秀之做益州刺史,整顿政治,人民悦服。门生地位比宾僚低,情谊却很亲近,他们跟随主人,自然也要仗势剥削。

佛寺——齐萧子良提倡佛教,南朝佛教开始兴盛。梁武帝时,佛教极盛。建康有佛寺五百余所,各拥大财产。僧尼十余万人,食肉饮酒,穷奢极侈。外州郡佛寺,不可胜数。男僧得收白徒,女尼得收养女,白徒养女不入户籍,免除一切课役。郭祖深说,天下户口,几乎失去一半。郭祖深主张革除白徒养女,准僧尼蓄奴婢。僧尼只许蔬食,婢女只许著青布衣。梁武帝正在515大兴佛教,当然不听郭祖深的建议。

佛寺财产丰富,兼营高利贷。齐江陵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金龙,重数千两埋土中。甄彬曾持一束苎向长沙寺库房质钱,后赎还苎,苎中有黄金五两,问寺库知是有人持黄金质钱,管库僧误置苎中。小自一束苎,大至黄金贵物,都可以质钱,想见营业范围的广泛。后世典当业,从南朝佛寺开始。

上列从皇帝到僧尼,是一大群残酷的剥削者,长江流域经济不能有更多的发展,主要是受这群人的阻碍。劳动民众在这个阻碍下辛勤地进行着长江流域的开发事业。

小农——占有一小块耕地,农业生产以外,兼营副业,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的农民,在数量上是较大的,租税徭役,朝廷主要是从这部分农民取得。史载宋武帝刘裕微时的生活,可以代表这部分农民。刘裕是个农民,有时贩履卖芦苇,穿的是妻臧氏手制的短布衫袄。做皇帝后,保存所用耕具示子孙。在皇宫里仿照农民住屋造自己的寝室,床头有土障,壁上挂葛制的灯笼,麻制的蝇拂。他的孙子宋孝武帝看了说,田舍翁有这些,已经算是很好了。大抵普通农民,连葛灯笼麻蝇拂也是没有的。宋孝武帝时,山阴县人多田少(多被大族占有),孔灵符请迁徙贫民到余姚、鄮、鄞三县开垦湖田。当时朝臣全数反对孔灵符的建议,说山阴豪族富家,田并不少,贫民佣耕,可以谋生。朝臣代表大地主的利益,要贫民来充当佃户,孔灵符代表最高地主(朝廷)的利益,要贫民垦得一些田地,为朝廷纳租。宋孝武帝不听众议,移民垦田,都成良业。自然,这些良业终究还是被豪族富家占去。

东晋定制,官品第一第二,佃客不得过四十户,自第三品起,每品减五户,第九品五户。农产物主客酌量分配。都下民户多投王公贵人当佃客,朝廷制度,并不实行。士族有免役特权,民众为避免可怕的徭役,不得不投靠士族当属名。既然很大部分的土地为豪族富家所占有,佃客数量无疑也是很大的。

奴婢——南朝士族又多拥有奴婢。如晋陶侃有家僮千数,刁协家有奴婢数千人。宋谢混有奴僮千数百人,沈庆之有奴僮千人。其他大族所有奴僮数量当不相上下。普通士族家庭,也养奴婢当作重要的财产,兄弟分家时分取奴婢。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织布,所谓“耕当问奴,织当问婢”,就是使用奴婢的目的。有时也派奴到远方去经商,不会逃走。五二五年,梁将元法僧逼迫彭城兵将三千余人来建康,都印额为奴。足见奴隶额上印着字,所以无法逃走。齐时,刘寅使奴当伯上广州,经过七八年还是回来。据说当时六斗米约抵钱五千,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钱五千至七千。奴婢来源主要是破产农民,奴婢身价惊人的低也就说明农民生活惊人的恶劣。奴隶是劳动民众中最受压迫的一层,侯景作乱,奴隶成为侯景的唯一支持者。

手工业者也是开发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力量,炼钢、造纸、制瓷、造船都是他们特出的贡献。

劳动民众推动长江流域的经济前进,士族享受了这个前进的利益,其中一部分人在文化上作出贡献,算是对劳动民众提供了一种报酬。

隋唐文化继承南朝,隋唐经济也依仗南方。数全国财富,“扬一益二”,就是长江流域开发的结果。到唐中期,韩愈说“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”,长江流域地位更见重要。所以,将近三百年的东晋南朝,在政治上是偏安一隅,在经济文化上却有巨大的成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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