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文天祥是哪个朝代的人(中华民族的气节：南宋名臣文天祥)

文天祥是哪个朝代的人(中华民族的气节：南宋名臣文天祥)

隆冬腊月，至元19年的元朝大都突然连日大风，日色无光。大路上到处是大风扬起沙石，让人避之不及。咫尺之间，行人不能相互辨认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，让元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忽必烈陷入深思中，朝中大臣也无比惶恐，难道传闻中的变乱即将来临？于是采取了更为森严的戒备和紧急防范。一时之间，诺大的大都城出现了：都城闭门、甲戍登城的不寻常景象。是什么人，什么事，竟然使天象异变，惹得如此的天怒人怨？又是什么原因，使得元朝的统治者如临大敌一般，终日惶恐不安？

原来是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腊月初九这天处死丹心忠义的文天祥！

面对天气的异变，忽必烈心有不忍，却又无可奈何。面对如此情形，只好由朝廷派一个官员亲临刑场杀害文天祥，史书记载当时刑场的情景：洒扫柴市，设坛祭之。于是天又开始放晴了。

其实忽必烈心里对文天祥是无比仰慕的，尽管被俘后，文天祥一直保持着不屈的态度，但是忽必烈对文天祥的劝降却从来没有停止过，就连他本人都曾经亲自出面劝降，但是最后都是无果而终。《宋史》中这样写道：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，既壮其节，又惜其才，留之数年，如虎兕在柙，百计驯之，终不可得。

”当忽必烈最终了解到文天祥绝不屈服的意志时，还曾有过释放文天祥的打算，但又怕文天祥再度起兵；甚至在决定处死文天祥的时候，仍还有“不忍”之情。据同代人记下的与文天祥同狱人的回忆，说就在忽必烈派人“以金鼓迎之出狱”， 把文天祥送往刑场不久，又听到传来让再等新旨的传令声，然而待到新旨到达时，文天祥已经受刑身死。这大概可算是忽必烈直到最后仍想留下文天祥的证明，无怪乎元人脱脱等撰史时要写上“俄有诏止之”的内容。

由此看来，文天祥只要有一点点求生的欲望，活下来乃至享受荣华富贵自是不成问题的；然而文天祥没有这样做，他选择的道路却是以身殉国的道路，以此来成全他自己，他深信：“孔日成仁，孟日取义；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这是文天祥临刑前留在衣带上的绝笔，亦是后世广为传颂的《衣带赞》。

时光倒转，让我们一起回到南宋德祜二年（1276年）初。元军统帅伯颜率领大军逼近南宋都城临安。南宋满朝文武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紧急关头。作为缓兵之计，众人推让文天祥前往元军军营谈判；国事至此，文天祥只好毅然前行。来到元军营中，文天祥慷慨陈辞，与伯颜抗论于皋亭山，大大震动了北营。没有想到，伯颜竟然扣下了作为使臣的文天祥；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，南宋的左右丞相吴坚、贾余庆等已带着降表前来请降。文天祥怒斥伯颜的失信，痛骂贾余庆、吕文焕等的卖国，多次求死而未成，却反倒被伯颜安排与乞降的“祈请使”同行。在送往北方的途中，天祥与随行的杜浒等想尽各种办法，终于得脱虎口。两人一路逃往真州，后又历尽千难万阻，更改姓名，又隐匿踪迹，风餐露宿，终于在辗转到了温州和福州。

此时可怜的幼帝——宋恭帝已在太皇太后的安排下投降了元朝；作为宋恭帝的异母兄弟赵昰，被福州的陈宜中等人拥立为宋端宗，文天祥到了福州，于是再次起兵，企望北上复国，虽经诸多苦战，有胜亦有负，最后不幸在海丰北面的五坡岭被元军俘获。被俘后，元军主帅张弘范故意挟持文天祥乘船去崖山，并要文天祥作书招降张世杰，诱使宋将投降；结果被文天祥严辞拒绝了，慨然将船中作《过零丁洋》抄于纸上，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因为崖山守将张世杰带兵无方，崖山全军覆没，为了使赵昰不再受辱，，陆秀夫身背赵昺（端宗赵昰病故后的又立一帝）跳海自尽。至此，赵宋王朝彻底灭亡

于是，元军统帅张弘范以“护送”为名，便押着文天祥北上觐见忽必烈。早在五坡岭被俘时，文天祥就曾吞服毒药，以期殉国，然而未能死，在押往北上的船中，文天祥又开始了绝食，然而也未死成。

终于在至元十六年（1279年）十月初一便到了大都。从第二天起，负责处理文天祥案的元丞相兼枢密副使博罗，决定用接待上宾的办法来接待文天祥，尽管“馆人供张甚盛”， 但文天祥“义不饮食”， “不寝处”， “乃坐达旦”。元朝统治者还想用其它办法软化文天祥：用骨肉之情去打动，安排文天祥与女儿相见，用先例来引诱，叫已经降元的宋相去劝说；用君臣之道使就范，让降元的宋恭帝去招降，都没有任何效果。曾与文天祥共过患难的邓光荐所写的传记是这样记载的：“虽示之以肉骨而不顾，许以官职而不从，南冠而坐，坐未尝面北。留梦炎说之，被其唾骂；瀛国公往说之，一见北面拜号，乞回圣驾。”

博罗等见劝降无效，是采取了压降的办法，过了四五天便把文天祥送往千户所（即兵马司）枷禁。千户所有着严密的防范，文天祥所带的衣物银钱都被没收封存，受呵斥，干苦力，要在满屋尘土的牢屋里自己做饭，每天却只有仅值一钱五分鞑钞的伙食，身上长了癞，背上生了疮，有时还不得不脱下衣服捉虱子，或者还要小心地移动移动颈上夹住胡须的铁链。敌人以为这样一定可以打掉文天祥的锐气。

过了一个月，博罗等又把文天祥带到枢密院去“引问”，实际上博罗和张弘范等早已想好的企图在精神上瓦解文天祥的计谋。一进门，作为翻译的通事就让文天祥跪下，而文天祥仅只一揖，说“吾南人行南礼”。博罗呵叱左右强按文天祥跪下，于是有人压头，有人拽手，有人按腿，有人用膝盖顶住文天祥的后背，文天祥干脆就坐在了地上。博罗有意歪曲德佑二年文天祥到元军营中谈判被扣留后逃走的事件，故意挑起了一场辩论，然而他没有料到，反倒让文天祥的理和义取得了胜利。

这使得忽必列要“求才”的心更加迫切。 因为他清楚地懂得，如果拥有了文天祥这样又能力，又才能，在百姓心中有声望的南朝宰相，那么他的统治会更加稳定，所以才会对文天祥一等再等，一劝再劝的想法；同时他也明白，如果让文天祥就这样长久下去，对元朝廷的统治也太不利。

所以，对于文天祥，元世祖忽必烈决定亲自出面再次劝降。十二月初八那天，忽必烈再次见到了文天祥，他亲口许诺要任用文天祥为中书宰相，甚至表示如不愿当宰相那么可以当枢密；然而得到的回答仍旧是拒绝：“一死之外，别无可为！”

这一年，力主杀掉文天祥的麦术丁被起用为右丞。第二天，忽必烈同意了他杀掉文天祥的主张，于是马上执行。当执行的命令传到文天祥那里时，文天祥欣然对吏卒说；“吾事毕矣。”随即将早已写好的自赞系于衣间，从容地迈步出狱。这时在刑场柴市，已经聚集了上万的大都百姓，文天祥深沉地向左右问明了哪方是南方，于是朝南再拜道：“臣报国至此矣！”然后慷慨就义。这一悲壮的情景，深深地感动了大都人，“燕人见者闻者，无不流涕。”

对文天祥之死，元朝人感叹说，“宋之亡，不亡于皋亭之降，而亡于潮阳之执；不亡于崖山之崩，而亡于燕市之戮。”身与心的抉择，南宋丞相文天祥在元大都最后的日与夜依旧秉持心中的信念，从容为国赴死！

文天祥求仁得仁，死而无憾。其时，距南宋的灭亡四年有奇。天道周星，物极不反，崖山口外那十万溺水的亡魂，已随着故国的烟消云散而渐行渐远。

就连元朝人在修正史时，也毫无隐讳地称赞道：“观其从容就领，视死如归，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，可不谓之仁哉！”很显然，在义和生的权衡中，在心和身的权衡中，文天祥所要保有的，是心中的正义。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所崇敬的气节。

参考资料：

【1】《过零丁洋》

【2】《宋史》